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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怕是皇宮，到了這個時節，也是一片寂靜。在寂靜之中，惟有清脆的蟲鳴聲顯得愈發悅耳，愈發清脆。
徐平突然間有些後悔，自己何必去逼問樞密院有什麼方略，他圖之不圖之的，跟自己有什麼關係？党項就是鬧起來，也不過是邊疆不穩，你就是把關中讓出來，他都不敢帶兵去占。不然大軍一圍，讓党項軍隊無法機動，吞掉他的戰略機動力量，然後就可以帶着大軍去接收党項地盤了。
說穿了，要不是党項反了會遮斷西北甚至西域的交通，會影響馬匹輸入跟經濟往來，要不是背靠契丹會牽制大宋的戰略力量，党項的地位也比交趾高不到哪裏去。甚至論起靈活性和迴旋餘地來，他還遠遠比不上交趾呢。
讓他反又怎麼樣？哪怕最惡劣的情況，自己也能去收拾過來。
唉，多嘴一句話，就引動了趙禎的心事，來逼自己寫什麼改革方略了。
改革朝政，說起來容易，現在上街隨便拉一個讀書人，他都能滔滔不絕地講上半天。若是在徐平前世，上網發個帖子，能夠辨論上幾天幾夜。
但是，真地考慮到可行性，有效性，還要降低副面作用，選擇就會少之又少。而且千頭萬緒，很難說從哪裏改起，一步一步怎麼做。
你只要定好了步驟，即使勉強把第一步邁出去，第二步百分之百地會走偏。這一點不用心存僥倖，也沒有僥倖的空間。改革只能有目標，有一個大方向，具體的過程和採取的措施，必須隨着實際情況不斷調整。只有不斷調整，才能保證改革方向的正確，才能保證改革最終會實現目標。
你可以定出第一步的目標是什麼，實現了第一步之後，怎麼根據實際情況去邁出去第二步。但卻不可以說第一步應該怎麼幹，第二步又該怎麼幹。否則地話，等第一步落地，第二步就永遠沒有機會再向前邁了。
凡是事情一開始，不講目標方向，或者講了之後洋洋灑灑瀟灑地定好第一步要做什麼，第二步要做什麼，這件事該怎麼做，那件事該怎麼做的，便就如宋太宗用錦囊妙計指揮戰爭一樣，打一百次敗一百次。而且不但會百戰百敗，還會把自己的信用和力量迅速消耗乾淨。
今天趙禎客客氣氣地在天章閣，虛心地問徐平改革的方略，等到真按着徐平說的辦了，發現跟今天說的有偏差，那可能趙禎就永遠不會再問了。
趙禎轉過身來，看徐平緊皺着眉頭，抿着嘴唇，一言不發。不由笑道：「時間還早，你盡可以慢慢想。說起來，自你回京，快一年了，難得像今天這樣，我們君臣二人說一說心裏的話。你與王拱辰一起開了家店，裏面賣的果酒味道甚是不俗，我讓人在宮裏也學着釀了些，今夜我們便痛快喝一回！」
徐平恭聲答道：「陛下有命，臣自當遵令！」
趙禎吩咐下去，不一會，一個小黃門提了一個大桶過來，裏面放了兩瓶酒。
徐平看了不由苦笑，這桶跟自己店裏的一模一樣，大小款式，幾乎就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。這說明了什麼？說明就是趙禎這位老實皇帝，也一樣對臣下的私生活感興趣，而且還會派人刺探。皇城司的那些人，依然舊習不改。
上了酒，又擺了幾盤蔬果，兩人也沒有坐下，隨興地端着杯子隨便喝兩口。這裏是天章閣，上酒已經是不得了，不可能還幾大盤幾大碗有魚有肉。
一邊與趙禎聊着閒話，徐平一邊想着剛才趙禎的問題。改革方略，說得雲裏霧裏模糊了不行，說得太明確了也不行，神仙也不能把每步都估算清楚。這中間度的拿捏是非常考驗人的，徐平不得不絞盡腦汁。
趙禎信任徐平，但終究不可能是無條件的信任。這一年就是觀察期，覺得徐平做事情有自己的主意，而且條理清楚，卓有成效，才會來問他。今天党項使節的事件只是一個引子，沒有這個引子，趙禎過些日子也會找個由頭來問的。
徐平陪着趙禎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，心裏則考慮着過一會話到底要如何說。
皇宮本來是唐朝時汴州的州衙，一個地方官府，規模終究是有限制。雖然五代時候經過幾次擴建，面積卻無法擴大，建築多了之後更加顯得擁擠。太祖登基之後一切從簡，宮裏只有幾十個內侍，就是加上宮女也不到百人，跟個普通大戶人家規模也相差不多，還不覺得擠。到了太宗之後，服侍的人開始多了起來，便就擁擠不堪了。
哪怕就是在天章閣里，隱約還能聽到其他宮殿傳來的聲音，平添一份市進氣息。
徐平端着酒杯，看着夜色，聽着遠處傳來的人聲，突然間心有明悟。
范仲淹、歐陽修那些人，天天喊着以大道佐君王，其實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啊。大道至簡，但大道又是經過無數實踐檢驗過的，必然不會錯的。當然那些人的大道徐平不懂，但他前世上過十幾年的政治課，有自己的大道啊。
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法，又何嘗不能作為這個時代的大道？
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，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反作用。多麼簡單明了，生產力到了一定的程度，發展的量變積累到質變，自然會要求生產關係與自己適應。如果生產力積累的能量不足以引起生產關係的變革，那麼生產力便會倒退，依然被束縛在原有的生產關係之下。在中國這個大一統的社會，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也遠大於世界其他地方，在別的地方可以引起驚濤駭浪的變革的生產力發展，在中國可能就只是一朵小浪花。所以徐平要在紡織工業搞重點突破，由點及面。
問改革方略，徐平現在能夠回答的只有在幾個重點方向的生產力發展，具體來說還是無非紡織工業，三司的商業佈局，用官府力量為紡織工業商品化鋪路。
各種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。上層建築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，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。徐平前些日子想的立言，其實就是意識形態，讓意識形態與未來的商品經濟相匹配。至於政治結構，在商品經濟的初級階段，三司的力量就足夠能夠適應了。而且這個年代，政治結構對商品經濟的束縛還是相對較少。
說穿了，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外在表現出來，無非就是那麼幾種。原始社會對應原始經濟，奴隸制社會在中國對應井田制，實際是莊園主，封建社會對應小農自然經濟，資本主義社會對應商品經濟，社會主義社會對應計劃經濟。
什麼樣的經濟基礎，就決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。莊園主的經濟幾乎必然對應奴隸制，哪怕就是兩晉隋唐，大莊園對應的也是奴隸制。只是他們不佔整個社會的主流而已，主流還是小農自然經濟。
到了這個時代，大莊園主已經被一掃而空，不用擔心奴隸制的回潮。政治上又不抑制兼併，相應的小農經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