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諮進了政事堂，拱手而揖：「下官郭諮，即將安撫京東路，請相公們教誨。」

    宰執們不分治省事，是指日常有衙門專管的政事。這些臨時性的政策和施政，比如方田均稅，比如禁軍改革，比如市易會社，還是有專門的人主抓。負責京東路方田均稅的是參知政事杜衍，向郭諮具體安排了他到京東路應該做的事情。

    杜衍幼年喪父，母親改嫁，他與兄長一起生活。稍長大成人，不堪兄長虐待，跑到改嫁的母親那裏。可惜繼父又不肯收留他，只好在河南府、孟州一帶流浪。當地的一個大戶相里氏看他將來能成大器，招為女婿，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甲科及第。

    現在的宰執裏面，杜衍無論資歷還是人品、能力，都是上上之選，是徐平最看重的一個人。幾年之後，徐平必然會外任，十年宰相不要說趙禎和百官會有疑慮，徐平自己也幹不了這麼多年苦差事。晏殊和章得象兩人，徐平不放心讓他們主掌朝政，那個時候能接的只怕是杜衍了。陳執中和程琳，長於理事，於一個公字上，稍差了一些。

    只是杜衍不知道是因為小時候吃了太多苦還是什麼原因，四十歲便鬚髮皆白，到了現在六十餘歲年紀，更是連眉毛也白如雪。他人又沉靜，望上去就如個老神仙，要不是精神頭一直很好，徐平都懷疑他是不是老得太快了。

    杜衍安排了具體政事，晏殊又叮囑郭諮到地方除了方田均稅事務，還要查地方官吏的賢能，作為朝廷以後用人的依據。晏殊在用人上有獨到眼光，發現了很多人才。說晏殊是太平宰相，是在政事上經常會犯糊塗，他自己也不在這上面用心。但說到選人用人，這個年代能比得上晏殊的不多，他當宰相併不是混日子。

    最後到徐平面前，郭諮行禮：「此去京東，請昭文相公指揮。」

    徐平道：「此時讓你去安撫京東路，非為天災人禍，只因方田均稅。你切記一點，方田均稅自有州縣衙門和京東路轉運使司辦理，他們如何做，做得如何，非關你事。體量安撫不是去安撫官員，而是安撫百姓。讓百姓知道朝廷要做什麼，為什麼做，不要心生怨恨。」

    郭諮道：「稟相公，方田均稅之法，實出下官十餘年前之千步方田之法。此次只怕地方官吏於此法不精熟，下官前去教州縣如何去做。相公為何言州縣做得如何非關我事？」

    「此法中書已經着人演練精熟，列為條貫，下京東路運司和州縣。有不明處，他們向你請教，你可依條貫解釋，不可自作主張。地方上方田均稅，必然會在民間起爭端。你到了京東路，用心體量百姓與官府的爭端到底起於何事，幫着百姓約束州縣。地方官員做事不得體，自有中書責備，你前去是息百姓之怨的。」

    體量安撫使不是欽差大臣，實際上宋朝也沒有欽差大臣。徐平前世所說的欽差，是明清皇帝視天下為自己私有，官員是自己的家臣，生怕家臣做內賊而出現的。所謂的我不給你，你不能自己要，更加不能自己拿，就是視官員為家臣奴才的意思。此時官員是政權的官員，不是皇帝的家臣，就沒有這個道理。皇帝派欽差也沒用，中書不會認，地方的官員不會理，一個不小心，還會被地方官員修理。徐平在邕州的時候，趙禎要了解情況，派石全彬出去，用的是到南海買珍珠的名義。趙禎真讓石全彬做欽差，他到不了邕州，路上的州縣根本不會讓他過，中書有可能會把他押回來。

    尚方寶劍也是同樣的道理，明朝之前是沒有的。徐平西北為帥時的天子劍，是因為軍情緊急，用來臨時執行軍法的，配套的是使持節，並不是借皇帝的權威來斬大將。皇帝也沒有那個權威，趙禎並不能因為覺得哪個主將能幹不能幹，順眼不順眼，說殺就殺。能殺大將的，只有軍法。皇帝和宰執因為私怨害人，也要借軍法辦事。

    神宗時出現了黨爭，兩黨都想借皇權鞏固自己一黨的地位，就有了皇權上升。斜封墨敕橫行，官員神神密密地說自己有內旨，其他人就不敢抗衡。這是黨派利益與皇權相勾結奪權，到宋徽宗時達到。一旦黨爭消失，宰相會迅速地把權奪回來。

    沿邊幾路的安撫使，是與契丹的安撫使司對應，處理兩國事務的。內地有幾路常設的安撫使，則是為了剿滅境內盜寇而設，有用兵權所以稱帥司。徐平正在着手削掉內地幾路的安撫使司，軍隊不能夠對內作戰，境內剿滅盜賊全部歸於都巡檢司。

    實行徵兵制，百姓參軍的義務是保家衛國，而不是為了保哪一家的皇位。一旦用於對內剿賊，很容易讓軍隊在意識上產生混亂，不知道自己當兵是為了什麼。另一方面，百姓會認為這支軍隊不是自己人，容易失去民心，戰力飛速下降，制度和裝備補不回來。

    不管是官吏，還是將校士卒，都是從民中來的。一旦不把百姓當自己人，天下就會離心離德，什麼樣的制度和武器裝備都不能夠補救。執行制度和使用武器的，終究還是人。

    安撫使到地方，不是為了監督地方官員對政策執行情況的，而是前去查民心，息民怨去的。他們無權對地方官員指手劃腳，地方官員也不會理他們，無非是帶了監察權，有的官員會阿諛奉承而已。這是跟欽差根本的不同，安撫使沒有指揮地方事務的合法性。

    郭諮是個實幹型的官員，對於把事情做好很執着。到了京東路，看到地方官員對怎麼方田，怎麼算面積不會做，只怕就會忍不住把重心放到幫州縣做事情上面。所以徐平特意提醒他，地方做得好不好，自然有中書派人去幫助，他這個體量安撫使不要去管。

    正是因為郭諮對方田的算法精熟，才讓他到京東路去，幫着百姓監督地方官府，不要讓官吏胡來。要施政，必然會對下級官員有考核指標，會有賞有罰。人都是一樣，當然是想先讓上級滿意，自己有功升官，百姓滿意不滿意是次要的。甚至有熱衷仕途的官員，根本就不在意百姓的感受，自己把功勞拿到手才是最重要的。

    所以施行這樣的政策，要派體量安撫使下去，站在百姓的立場上，對執行政策的基層官吏進行監督。確保惠民的政策，不要因為基層官吏胡來，變成害民之舉。

    從魏晉南北朝，到隋唐五代十國，殘民者昌，佑民者殃的殘酷事實，天下之民已經不再相信大漢建立起來的昭昭天命。政權的合法性不能來自於天，便改成了兩條。一條是查治亂，用徐平前世的話說，就是經濟建設，讓天下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。另外一條，就是得民心，讓政權成為百姓精神的依靠，相信政權永遠堅定地站在自己一邊。

    經濟發展，日子越過越好，並不會自動帶來人心歸附。政權不能怪百姓不感恩，要知道經濟繁榮是由人民創造的，而不是哪個人英明神武。在經濟發展中，創造了繁榮的百姓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，他們的不滿天經地義。而隨着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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