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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，王曾問王繹：「還有其他事情沒有？」
王繹雙手捧着一個木匣，恭聲道：「晏內翰從京西路托人帶回來這一木匣，要我親手呈給大人。據來人講，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龍圖帶屬下官員所寫，名為《富國安民策》。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詳細剖析，以供聖上參酌。」
「哦，拿來我看。」王曾轉過身，從桌上的一個小盒裏取出老花眼鏡帶了起來。
王繹上前，把木匣放在桌上，輕聲道：「夜深了，大人早些歇息，明日再看不遲。」
王曾口中道：「無妨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先回去吧，不必在這裏陪我。」
王繹應諾，躬身行禮，出了書房。
王繹是王曾弟弟的兒子，並不是他親生，因為王曾得子較晚，過繼了王繹入門，一直是他隨侍在身邊。王曾初娶處士蔡光濟之女，早卒無子。狀元及第那一年，殿試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，又先王曾而去。再娶前妻之妹之妻，生四男三女。
這個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後娶小姨子是很常見的事情，除了王曾，還有一個歐陽修也是如此，就是歷史上王拱辰戲稱的「大姨夫做小姨夫」。
兒子出了書房，順手把房門掩上。
王曾在燈光下打開木匣，取出裏面的《富國安民策》來，在燈光下細細觀看。
這不是京西路徐平組織抄寫的那幾本手抄本之一，而是晏殊私下裏自己抄的，字跡極是工整，但並沒有真正的手抄本那麼詳細，有多處脫漏。背着徐平做這件事情，晏殊總是有些心虛，不好明目張胆地全部借來一一抄錄，有一部分是他憑記憶寫的。
徐平知不知道有人會私下裏抄寫？那肯定是猜到的，不然他也不會把手抄本看得那麼嚴密。這種事情本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，這麼多人參與，怎麼可能不讓人知道。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沒有流出來，那就隨時可以改正本，傳出來的可以不認，好壞有個主動權。
王曾自幼過目不忘，諸子百家無不涉獵，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，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潔癖，與視佛老如仇寇的歐陽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語。
《富國安民策》拖到現在才真正出爐，一是徐平要有實踐，實踐才能說服別人，另一個就是要與儒家典籍結合起來。儒家流派眾多，很多道理都有許多種說法，這中間必須有取捨，有所本，既要能夠自圓其說，又要能夠不脫儒家根本宗旨。
這就是李覯的價值所在，在最根本的理論基礎上，《富國安民策》深深帶着李覯思想的烙印。李覯是反孟的旗幟人物，認識徐平之前，誰說孟子不好他就引為知己，只有看清孟子無用，在李覯看來才是把聖賢書讀明白了。這也是沒辦法，講理財，講國用，就不得不從荀子那裏發揮出去。早期的儒學大家中，只有荀子才不被義利束縛，不用他的名頭用誰？
但李覯並不尊荀，他只是反孟，然後另成一家。荀子的思想一變，就成了法家，在孟子沒有被立起來之前，儒家和法家，儒家和道家，法家和道家，思想越來越趨向統一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後來王安石變法，一面尊孟，一面理財，那是先有李覯打了底子。
王曾對儒學各派沒有成見，前面的內容他反而沒有什麼感觸，只要沒有脫離開根本的仁為中心，以人為本，能夠自圓其說，在王曾看來就是成功的。引起王曾注意的，是書里正式把利分為私利和公利，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惡的，公利不一定就是正義的，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協調，互相補充，互為表裏，最後才說一句，公利是天下之大義。
《富國安民策》，講的就是如何謀公利，謀公利時不害私利，與私利互相促進，共同發展，帶來整個社會的繁榮。限制個人的**，發展公利，這是手段。公利擴大之後，從而提高每個人的私利，這是目的。讓每個人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，滿足的**越來越多，這是《富國安民策》最後要解決的問題。中間如何協調，制度如何定，個人和整體的利益如何調整，便是李覯認為的「禮」，而「禮」是天下根本。
儒家概念里的「禮」幾乎無所不包，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會規範，這種規範遵循的原則，便就分成了許多流派。孟子講性善，講究禮和仁義是自內而外的，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，只要去發現她，培養她，引導她，講究修身明志，養吾浩然之氣。而荀子則講性惡，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，所以「禮」要帶有強制性，滅人慾才能存「禮」。人這種自私自利之惡之本性，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爭鬥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，要想防止這一切，達到理想中的大同社會，就要消滅人的**，強行規定為人處世的原則。
顯而易見，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會這一儒家的理念廢掉，改為滿足君王之類統治者的**，限制被統治者的**，被統者的思想和行為一切都要為統治者服務，便就是法家。
而孟子講的專注於修自身，內聖而外王，則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攏了。
有宋一朝，北宋時主要的爭論在尊孟還是尊荀。與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，尊孟的是改革派，以王安石為代表，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。而尊荀的，則是保守派，以司馬光為代表。其中又有最大規模的中間派，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，又有雖然尊孟但卻與王安石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塊去的。徐平前世學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講理財，與法家頗有相合之處，與這個年代的思想實際上完全相反。
靖康之變，由於當時主政的是新黨，王安石的新學受到致命的打擊，尊荀和尊孟開始溶合，矛盾不再那麼尖銳了。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，荀子的思想卻深入人心，孟皮荀骨開始初露端倪。此時思想爭論的主流，慢慢轉到了事功學派和理學上面。隨着宋的滅亡，講克己復禮、存天理滅人慾，把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的理學最終勝利。人慾滅了才能存住天理，則人慾當然是惡的，而又講天理自在人心，要先修身，又留了孟子的皮。當然，這一思想在韓愈提出性情不同時就已經有了端倪，所以後來高舉韓愈大旗的歐陽修認為「為君子者，修身治人而已，性之善惡不必究也」，被後人譏誚。
不管是北宋講「三不畏」的改革變法派，還是南宋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延續王安石的「為天下國家之用」的浙東事功學派，重要的思想源流都來自於李覯。
李覯主張人性無善惡，人慾與天理相統一，沒有對立的關係。從這一點上，重新講解儒家的核心「禮」，由此理財、事功等等都是當然之義，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。
理清了這個思想源流，便就明白了李覯對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論根基的重要性。沒有李覯的人慾與天理相統一，勞動創造財富便就沒有了思想基礎，改革失去了正當性。如果人慾帶來的是惡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