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任開封府尹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，先不提他的履歷與資歷，就沖他的出身背景，就足以擔任這「天下第二府」的主官。

    他的父親叫李繼隆，母親叫劉葭，外祖父為世祖皇帝，也是當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漢將門了，不管是李處耘，還是李繼隆、李繼和，都是一時名將，尤其是李繼隆，統帥之英，中流砥柱，也是李氏最傑出的人才。

    不過，隨着李繼隆兄弟的先後辭世，李昭賢這一代開始承擔起家族重任，同時也走上大漢的政治舞台。只是，李昭賢這一代，再無如李繼隆、李繼和那般的人才，第四代也還無人冒頭，因此，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，但那股家族發展的勢頭卻在衰落。

    長年以來，都是李昭賢在維持李氏在宮廷、朝野間的權勢與影響，即便他從小就接受李繼隆的教育培養，但實事求是地講，也就一中人之資，為政處事，也只突出一個穩重、和協。

    但是，對於李昭賢這樣身份的來說，中人之資，已然足矣，開封府尹的職位，就是明證，這可不是一般勛貴能夠擔任的。

    平心而論，如果皇室與朝廷心存猜忌之心，那麼如李氏這種，將門世家，在軍隊中擁有強大影響力與號召力，又曾出將入相，掌管軍政權力，同時還是皇親國戚，對皇權的威脅才是最大的，遠比一般權貴要大。

    然而，大漢帝國從世祖時代一路走來，比之李氏更顯赫、親近的將門外戚家族都有，且不是一家，等到六七十年後的建隆時代，這種問題，已不是大問題了。

    這還得感謝世祖皇帝活得夠久，在位時間夠長，在他的統治時期，以其崇高的權勢威望，將這方面的威脅逐漸淡化、消除了，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，以及太宗皇帝強化制度的各項政策規定，方才形成當下的局面。

    對大漢帝國如今的權貴們來說，一旦有機會，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下手，攫取權力，侵蝕皇權，但誰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頭來，那只會讓人群起而攻。

    但凡統治階級，想要從其內部形成一種根本性的顛覆，是很困難的事情。當然，若是到帝國的統治後期，那就不一定了，在此之前，仍舊需要一段漫長的發展、變遷。

    仔細想想，連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擔任要職，還掌握實權、重權，採用一些皇親國戚，就更屬於尋常了。然而，不管是世祖、太宗，乃至康宗，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，打壓勛貴，用以平衡，

    就更別提劉文濟了，他才是最需要對帝國權力、階級進行平衡的人，然而，到最後就會發現，所謂的平衡，只不過在貴族官僚之外，培養出了一批庶族權貴罷了，而這兩者之間，本質上並無不同，只不過享有的特權不同，對皇權的威脅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罷了

    就拿時任開封府判官的呂夷簡來說吧，大漢帝國從中樞到地方設立的「判官」之職，可不只是判獄案訴訟，而是所在職司大小一應州府院事悉可判之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通判」，可想而知在相應職事內的權威了，遠比傳統的「上三佐」要重得多。

    當然，隨着時事的發展變遷，「判官」一職也不是一個普遍常設的官職，嚴格意義來說，和朝廷應時則期遣重臣巡撫、巡檢地方一般，是個使職差遣。因此，大漢帝國上下部司、州府雖然數以百計，但判官數量並不是很多，只有在特殊職司地方抑或特殊情況下才設立，而開封府當然具備這份特殊性。

    至於呂夷簡，時年不過四十出頭，名聲不小，才能也還算出眾，但朝廷上下，提及此人的時候，首先想到的卻是其其伯父，「開寶—雍熙」名臣、名相呂蒙正。

    當然了，呂蒙正膝下子嗣雖然不少，但以成就、名望及權勢來說，還得是呂夷簡在事實上成為呂蒙正在政治上的衣缽傳人。而若非同姓呂的這層關係在，以及呂蒙正在世、在朝時的一些教導與幫助，即便呂夷簡資質再好，想要達到如今的政治地位，也是千難萬難的。

    進入建隆時代的大漢帝國，或許還要早許多，就已經不是一個任由寒門、庶民、草根崛起的時代了，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門庶族通過科舉、吏職渠道進入仕途，被授命官，然而，這部分人數量比之億兆子民，就顯小眾了，同時，也很難說清這些庶民背後是否牽扯到哪些「不普通」的背景與關係。

    而曾經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勛貴階級的庶族官僚、寒門將領們，在漫長的歲月中，也早已成為一種新「權貴」，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承關係。

    畢竟，在官本位的帝國，出仕為貴，而一旦為貴，便實現了身份的轉變、階級的躍升，想讓統治階級的權貴們與被剝削的黎庶階級和諧融洽相處，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其矛盾的事情。

    能夠做到的，就足以誇他是一個「有節操、有德行」的好官了，這也只是部分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罷了。而不管是世祖皇帝還是太宗皇帝，他們所謂的制衡，只不過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培養了一批「新貴」罷了，與整個帝國的階級矛盾上，並無根本性的改變。

    當然了，由世祖、太宗完善的學政、考舉制度，保證給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與機會，這就已經是其進步性了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掌握帝國核心話語權的功臣勛貴集團，他們的傳承維繫基本都以血脈為紐帶，這是爵祿條制就規定了的，也是勛貴來源與傳承的基本特徵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「新貴」們在政治傳承上，就要顯得廣泛多了，血脈、親戚關係，依舊是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，但並不局限於此，師生、同學、同僚、同志乃至同鄉，這些都可以成為一派政治勢力傳承發揚的脈絡。

    在廣泛性與包容性上，這部分「新貴」們顯然是要優於傳統勛貴們，畢竟總體的人才基數就天差地別，這也是他們能夠與功臣老貴們抗衡的根本原因，並且，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區間來看，老貴與「新貴」之間，必將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

    這些涉及到帝國統治階級的問題，一些深層次階級矛盾，作為皇帝的劉文濟，顯然是有所察覺，這一點，是難能可貴的。而劉文濟採取的解決或者說緩和辦法，就是那個同樣透着調合意味的中央、地方兩級吏政學校制度的嘗試與發展了。

    鑾駕在抵達東京之後，皇帝劉文濟首先發了一道恩旨，追贈前宰臣、計相向敏中，厚賞其子孫，以六品散官蔭其二子。老相向敏中，就在今年夏四月時，病逝於開封城內的府中。

    起初得知喪報時，劉文濟依舊已經表現出惋惜之情，遣人赴喪弔唁，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賜基礎上追加恩賞罷了，除了實惠之外，向敏中還被追贈為尚書令。

    實際上，向敏中之事，對劉文濟而言，可以說只是一種旅至開封時改換心情的調劑，在處理完其事的一點小尾巴後，他將迎來一件大事，一件於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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