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句簡單點的，朝廷有專門的科道言官，就是都察院和六科，都察院是台官，主要是監督百官的，而六科的給事中，主要是握有封駁之權。

    奏章由六部等經通政司交內閣擬票，然後呈送皇帝，再由司禮監批紅，再交由內閣，內閣再交給六科。

    六科審核同意後再抄送六部等執行。

    在這個程序里，六科掌握的權力其實就相當於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門下省的大權，他們對皇帝的旨意，有封駁權，就是如果覺得不對，可以駁回，拒不下發執行。

    得改。

    改了還不行，仍駁回。

    這個權力很大，因為是直接對聖旨的封駁權，而明代一直以來的內閣票擬、司禮監硃批的這套辦事模式，其實是代行天子的決策權。

    正因六科權力大，所以明朝末年的黨爭里，這些六七品的給事中，卻總是能夠縱橫朝堂之中，攪風攪雨。

    連皇帝都奈何不了這些人。

    因為他們是科道官，是諫臣，更因為他們手裏握着封駁權，一言不和，就跟皇帝玩封駁，皇權都被大大制約着，這些人再搞起黨爭，那就更讓皇帝都頭痛。

    可是在紹天朝，完全就不一樣了。

    朱以海處處都把持大權，比如說最重要的決策權力，表面上還是內閣和司禮監，他們仍掌有票擬和批紅權，可實際上真正的中樞決策權，是朱以海親自決策，他搞了個總理處，招來一些心腹大臣授予頭銜，大事跟他們商議決策，然後總理處可以直接起草詔令，並向內閣六部等傳旨。

    這相當於什麼？

    相當於唐宋時的政事堂，相當於中書門下，相當於中書舍人的草詔權，決策草詔都握在了手裏，內閣和司禮監其實已經被架空了，皇帝的權力空前集中。

    六科雖然還在，但朱以海同樣規定，總理處根據皇帝旨意草擬詔書，可以直接下達六部諸司和各省地方、軍隊等，等於是完全不用經六科封駁了。

    他們沒權封駁由總理處發出的旨意。

    六科言官們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駁權，那就再沒有了制約皇權，敢跟皇帝說硬氣話的資本了。

    六科現在只能盯着內閣、六部的執行。

    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營親軍，所以過前大明百官們屢試不爽的那套綁架朝廷，綁架皇帝的辦法，在朱以海這裏徹底不得行了。

    就好比各地的稅賦，傳統的田賦、丁銀仍由地方官府徵收，但工商稅關稅以及厘捐這些，已經由專門的稅務廳徵收。

    在各省新增設了稅務廳，各府設稅務局，縣設稅務房等，條條和塊塊的區別。

    他們甚至還有專屬的稅警。

    這相當於以前鹽法道、督糧道、水利道等改變而來，過去分守分巡兵備海防諸道，直接改為了分巡一道，提高等級，加強權力，使之成為管理數府的小巡撫，完全在知府之上。

    而原來的一些其它的雜道，則整編成各種專門的廳，直接隸屬於巡撫，垂直分管府縣的專業事務。

    地方官員，在稅務這塊，只能直接徵收管理田賦地丁銀，其它的稅務由稅務廳直接管理徵收，形成了地稅和國稅兩套系統。

    地方官徵收的稅務，部份留存使用，部份起運上繳。

    而國稅部份，各地稅務廳直接管轄徵收，有稅察營強力保證，所征繳的稅收也不過地方手，直接起運，甚至特殊的關稅、厘金這塊，還是由軍隊直接代徵收的。

    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對稅的插手能力減弱，稅賦錢財都不過他們手，想貪也難。

    而稅務廳局，屬於各省特別派出衙門，管理上垂直管理，相應的比原來各地府縣徵收的情況要好很多。

    這些稅徵收、上繳，然後調拔，發放，都與過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，而皇帝能實行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權力。

    什麼是真正的權力？

    就好比崇禎雖然是天子，但其實他並沒有掌握真正的權力，他的權力要通過官僚集團行使，而整個崇禎朝的官僚集團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，就算他們再內鬥，他們也仍是一個階層，跟皇帝不是一體的。

    朱以海卻有真正的權力，因為他是由下而上，通過底層起兵一點點重新構建了權力層。首先是他自己建立的御營，掌握了真正的軍權，軍官們都是他一手提拔的，許多都出身普通，沒有那麼複雜的關係網。

    有了軍隊，佔了地盤，然後重新替換了新的地方官吏體系。

    這就好比崇禎在北京說要加稅，每畝加二分銀，會有無數人反對，甚至最後銀子多征了，朝廷卻沒看到銀子，士兵仍然沒發到餉。

    但如果一個佔山為王的山大王，對山下的村民說按每畝要收兩分銀子保護費，卻往往能夠做到。

    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規矩，都可以。

    往大了些說，崇禎末年諸如左良玉、劉良左、高傑這些軍閥，在地方上要攤派什麼錢糧，甚至要廢立什麼新規，卻都能夠很有效力，說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權力。

    這個權力，已經打破了和種掣肘束縛，打破了舊有平衡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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